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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硕士毕业论文研究下岗母亲 看哭答辩老师(图)

荒废的“国营七矿”

荒废的“国营七矿”

李桂珍一家和朋友回“七矿”聚会,小卖铺对面曾是电影棚和广播室,现在已经夷为平地。

李桂珍一家和朋友回“七矿”聚会,小卖铺对面曾是电影棚和广播室,现在已经夷为平地。

原“七矿”职工宿舍

原“七矿”职工宿舍

“七矿”退休人员安置点

“七矿”退休人员安置点

  入夏后的一个晚上,48岁的李桂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屋里的桌子上多了个从外地寄来的快递包裹,里面有本浅黄色封面的册子。

  寄件人是在云南大学读书的女儿,包裹里是她刚刚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

  “哎呀,这孩子写我干吗?”看到封面上的标题,李桂珍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但又好奇女儿到底怎么看自己。她饭也不吃了,坐在沙发上开始翻看,文章很长,里面还有许多“深奥枯燥”的词,但看着看着,泪水开始漫上来。

  李桂珍在云南省西部一个城市的中学里担任宿舍管理员。这个总是窝在角落里拖地、洗校服、刷球鞋的中年女人,曾是当地一家大型军工厂里的播音员,就连附近乡镇的村民都听过她的声音。

  即使在那个生命中最“辉煌”的阶段,厂志里关于李桂珍的介绍也只有短短12个字:“有播音员1人,每天播音3次”,名字都没有提起。如今,她只是社会底层一个不起眼的下岗女工,但25岁的女儿花了两年多时间,用4万多字,把她写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

  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车开进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沟,最后停在一块三角形的空地上。

  李桂珍下了车,看上去兴致不错。她指着前方说:“这就是我们工会,那个是舞厅,那个是电影棚,我的广播室就在电影棚上面。”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有一片烂泥地和荒芜的杂草。远处是几排低矮而整齐的红色砖房,窗户玻璃支棱着凌厉的尖角,里面黑洞洞的,早已无人居住。可李桂珍和同行的几个人对着这片废墟,聊得很起劲。

  这一幕让站在旁边的女儿蒋易澄感到好奇。当时,这个云南大学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准备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她要研究“三线工厂”职工的集体记忆。此次回老家参加父辈们的聚会,是田野调查的一部分。

  蒋易澄是标准的“三线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妈舅舅都属于一个代号叫“国营七矿”的铀矿冶炼工厂。1970年代,他们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距离昆明500多公里的小山沟,把这里逐渐建设成一个拥有粮店、百货店、学校,甚至舞厅和灯光球场的山中“小社会”。

  李桂珍和蒋易澄脚下的这块三角地,曾是整个矿区的中心。“七矿”最辉煌的时候,接近2000人在此工作、生活。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七矿”宣布破产,李桂珍买断工龄下岗,职工接连离开矿山自谋生路。如今,整座工厂只剩下5位老人看守。

  虽然成为单位“甩掉的包袱”,但提起“七矿”,李桂珍仍掩饰不住自豪,“原子弹爆炸我们是作了贡献的!”她总喜欢对外人这么说。此次女儿回老家采访三线建设的事,她跑前跑后帮忙联系老同事,带女儿去退休人员安置点,让那些老人讲讲“采掘队大干多少天”的辉煌记忆。

  蒋易澄最初并没有注意到母亲有些反常的举动。对她来说,母亲只是自己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但母亲在聚会中不同于平时的表现,让她开始好奇,为什么在家里有点敏感、一度不爱与外界接触的母亲,重回“七矿”后那么开心、健谈?她在那里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时光,离开矿山后又遭遇过什么打击?

  尽管和母亲朝夕相处25年,但这些问题她并不太了解。

  回到学校后,蒋易澄去导师的办公室里汇报论文进展。聊天时,她无意中提到母亲下岗后争取权益以及出去打工后心理上的变化。坐在对面的导师听了眼睛一亮:“这反映了人的自我认知的发展。”导师推荐她回去读读美国学者乔治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这本书。

  “人的心灵和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书里有这样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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