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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晶评《1945》︱人类往事:1945年为什么特殊?

李永晶评《1945》︱人类往事:1945年为什么特殊?

《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美]迈克尔・内伯格著,宋世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288页,52.00元

1945年不灭的意义

如果不知道黎明前的黑夜,我们就不知道今日的世界有着怎样的光明。在人类历史上,1945年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随着这一年联合国的成立,人类文明终于跨越了危险、残酷、不义的殖民帝国主义阶段,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当然,1945年也只是一个象征年份;随后亚非拉各国爆发的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政治与革命运动,以及1990年代初美苏两个世界冷战秩序的解体,都构成了新时代文明进程的一部分。英国将它的旗帜从东亚大陆最后残余的领地降下,那已经是半个世纪后的1997年了。所有这些让人看到光明的事件,人们都可以在 1945年以及前后数年间找到它们的种子。

不过,你如果缩小观察尺度就会意识到,这个时代依然处在告别旧世界秩序的历史进程当中;光明并未完全驱散黑暗。比如,在战火纷飞的中东,人们可能认为这个世界与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世界并无不同。即使在享受了大半个世纪以上和平与繁荣的东亚,人们今天处理的多数政治问题,依然是1945年世界秩序的直接安排的结果。另外,在政治上邪恶、在认知上低劣的十九世纪的种族主义言论,竟然出现在2019年的世界政治话语空间当中。这既让人瞠目结舌,又让人哑然失笑。

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时代,是一个向好的世界秩序。当下多数人享受的以追求和平与繁荣为导向的世界体系,源于1945年的光荣和梦想:它是人类普遍自由理念与历史最初的一次相遇与结合。如今,这一年的理念似乎正在从一些人的记忆中脱落下去,甚至出现了逆流,这是源于人性特有的健忘吗?

历史从来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因此后世的人们倒不必刻意向先人的努力和奋斗致敬;但如果反过来指责前人,那多半是因为他缺乏对人类事务的认知、理解和对人类同胞自身的同情,他也很可能不会栽下一棵可供后人乘凉的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从中国传统的世界主义来看,没有人不配享有自由、体面的生活,而这正是1945年的世界理想。

历史认知中的理解和同情

阅读关于1945年的历史著作,尤其需要这种对人类同胞的“理解”和“同情”;否则任何一部历史叙事都足以让人变得或愤世嫉俗,或铁石心肠,因为你看到的将是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是人类遭受的无情苦难。就此而言,布鲁玛的著作《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将以其对包含苦难与荒谬的历史细节的惊人描绘,不断引发人们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同情”;而内伯格的《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一书,则通过对大国间的政治互动的再现,倾向于增进人们的“理解”能力。

李永晶评《1945》︱人类往事:1945年为什么特殊?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先说结论吧:“理解”和“同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特有的这两种能力,保证了文明向好的种子。当雨露丰润的季节到来时,它们就会给世界带来春意,生活或生命也就有了意义。“君子之所为,众人故不识也”;有些事物只是仅仅因为美妙就会遭到质疑,这同样是事实。

我们不妨先看一段引文,它这样写道:“总统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他获得的声望及其在世界上的道德影响力在历史上无人能及。他大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言论对欧洲人民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领袖。……同盟国的人民不仅仅认为他是一个胜利者,甚至几乎将他看做先知。除了道德上的影响力之外,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他的掌控中。……从来没有一个圣贤拥有如此多的能够让世间君王臣服的武器。”

这当然不是圣贤降临的叙事,它描述的是一位美国总统。——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领袖罗斯福总统吗?这种猜测不无道理,但很遗憾,答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参加凡尔赛和平会议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856-1924)。这段话出自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撰写于1919年的《和约的经济后果》(华夏出版社,2008年)一书。这本书当时广泛流传,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热情颂扬,更在于他紧接着上文的笔锋一转:“如今,这位既聋又哑的堂吉诃德先生走进了一个山洞,洞中的敌人握着明晃晃的轻巧的剑。”